

祖母在时,阿毛尚有去处,祖母走后,阿毛就没家了。她沿着去县城的路一路捡破烂,在寂静的人生路上,一点点收集善意。
配图 | 电影《出走的决心》

2026年4月,清明刚过,我收到消息:姑姑阿毛重病住院,心脏衰竭、肺积水,高血压和糖尿病一起压上来,全身水肿。医生说:“想吃点什么就吃吧,时间不多了。”
2026年4月24日晚,姑姑阿毛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我的心像一颗石头掉进深潭里,去年,我曾看到过姑姑阿毛的照片:她穿着紫色花汗衫坐在饭桌前,面前放着一顶草帽,草帽上摆着一些零钱,她眯着眼睛看手机,脸色红润,像是终于过上了一点安稳日子。
但我知道,那只是照片里的片刻。阿毛的一生,大部分时候都在门外、路边、坟前和废品堆旁度过。她三岁后听不见,也说不出完整的话,祖母在时,她还有一个能回去的地方。祖母去世后,那个家常年锁着门,她回来打不开,就坐在门口,或者去坟前坐着。
以下内容,来自祖母生前口述、作者及家人的亲历。

阿毛于1948年出生在湖北省一个偏僻的山村,三岁那年,她发了一场高烧。祖母去药铺抓药,连喝三天,烧还是没退。第三天夜里,阿毛开始吐黑水,吐了一床,直翻白眼,脸色黑黄黑黄。
祖母急了,抱起她就往郎中家跑。祖母后来常说,那晚的月亮特别亮,她抱着阿毛,就像抱着灶膛里一块滚烫的炭。郎中家在另一个村,祖母要经过两片坟地,跨一条河,翻两座山岗,站在最后一个山岗上,看见郎中家红色的大门,像黑夜里一把救命的火。
祖母扑到那扇红色的大门上,喘得说不出话,只能拼命拍门。狗声接二连三响起来,郎中许久才开门,把完脉,他摇头说:“送来得太晚了。”祖母跪在地上磕头,说:“你行行好,救救我们吧。我会日夜求菩萨保佑你的,你是好人,你救救我们吧,只要救过来,我给你送两只母鸡。”
郎中说:“摸不到脉啊……怎么拖这么长时间……”祖母脸上的汗往眼睛里流,和着眼里的泪又往地上滴,她呜咽着从嗓子里挤出几个字:“都怪我,都怪我……”郎中一直摇头,来回换着阿毛的两只手找脉,过了许久,郎中说:“我试一下,但是要跟你说清楚,搞不好就是个死,过不去今晚,活了也是个残疾,不是聋就是瞎。你能不能当这个家?”
祖母想了一会儿,说:“就是个残疾也要救,我不能看着孩子就这样烧死。”
郎中在阿毛的头上和手上扎满长针,又在屋里点艾。祖母在烟雾里无声地哭,也无声地祷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,像半小时,又像半辈子,阿毛黑黄的脸慢慢变白、变黄,又变红。祖母已经浑身湿透,头发一缕缕搭在额头上。
回家后,阿毛又喝了三天药,逐渐恢复意识,高烧退了,耳朵聋了,也哑了。祖母信守承诺,给郎中家送去两只鸡。郎中不要,祖母执意留下。
很长一段时间,阿毛都抗拒和人交流。她总是一个人坐在门槛上,一坐就是半天。最初,她还能凭记忆发出类似“ma”的声音,后来,所有声音到嘴边都变成空洞的“啊啊啊”。三岁前的声音越来越远,越来越模糊,她瞪大眼睛,看着每个人的脸,警惕周围所有风吹草动。

阿毛六岁那年,大妹妹出生。大人忙农活,照看妹妹的事就落到阿毛身上。祖母每次出门,都跟她比画:后山上有狼,要仔细盯着妹妹。
阿毛一天里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摇床前,大人不在家,她就从里面把门插上。很多次,大人回来敲不开门,祖母只好想办法:用一根绳子,一头绑在大门上,另一头绑在堂屋椅子上。从门外一拽,屋里的椅子就动,阿毛看见了,才会去开门。
1959年,阿毛十一岁,又一个妹妹出生。那几年,饥饿像阴影一样压在许多村庄上,我的几个姑姑后来都说,自己已经算幸运,至少没有真正饿死。
这两个妹妹,就是我的小英姑姑和小陶姑姑。小英姑姑读到小学四年级就不再上学,成了家里不可或缺的劳动力。小陶姑姑读到高二,在那个时候,算得上少见的高中生。她高中辍学后的第二年,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,可等她知道时,报名已经错过。小陶姑姑没太在意,只说:“女孩子找个好男人比读书强。”
家里张嘴吃饭的人多,劳动力少,孩子又要上学,日子开始捉襟见肘。祖父原本在村里管账,各种粮食都要经他的手点数。村里有人说他昧了大家的粮食,流言越传越难听。
祖父是读书人,自认体面,骂不出那些腌臜话,也看不上那些伎俩。可体面没有换来理解,反而招来更多刻薄。祖父说:“这是欺负他没有儿子。”没多久,他辞了工回家。他不善农活,家里大部分活都靠祖母和小英姑姑,祖父多数时间只是看书、写字、写诗。
1965年,阿毛十七岁,祖母四十一岁,我的父亲出生,这下家里有了儿子。祖母差点丧命,却仍然喜极而泣,越是难得,越显得珍贵。父亲就这样在全家的簇拥中降临,姑姑们也被教导,要全力爱这唯一的弟弟。
父亲出生后,家里的条件更紧了,但是祖父母尽力给他提供相对好的生活。父亲小时候总穿洁白衬衣、千层底布鞋,背着崭新的军绿色书包去上学。阿毛原本因残疾得到的一点偏爱,被这个弟弟一点点分走。
祖母也还是心疼她,会包她最爱吃的包子,韭菜猪肉馅、白菜馅、腌菜馅,阿毛都喜欢,只是次数越来越少。更多时候,祖母会闷一大锅米饭,剩饭用来做猪油炒饭,父亲喜欢吃,祖母隔三岔五就炒。灶台上炼油剩下的猪油渣,是专属于父亲的。
姑姑们站在灶台前直咽口水。多年后,小英姑姑跟我说:“灶台上的猪油渣,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
因为听不见,阿毛只能干“从一而终”的活。锄地就一锄到底,种菜就种完为止,放牛就早上去、中午回。也因为听不见,她没少闯祸。
有天太热,阿毛在河里洗脸,牛钻进别人菜地。路人隔着河喊,她听不见,最后有人朝河里扔土疙瘩,水溅到她脸上。阿毛抬头看见那人招手,还笑着比画:“好热,洗脸。”菜主人找上门,祖母拿五个鸡蛋赔礼,说:“我这个哑巴女儿耳朵听不见,你莫怪。”
放学路过的孩童也欺负她,朝她扔小石头,边扔边喊“哑巴”。小英姑姑就拿长竹竿赶那些孩子。阿毛见妹妹护着自己,也跑出来假意吓唬他们,孩子们嬉笑着跑远。
渐渐地,阿毛原本圆圆的脸瘦削下来,眼睛显得更大。她的脸变尖,眼神变锐,总顶着乱糟糟的头发,坐在门前,把成堆的灌木枝整理好,扎成半截胳膊长的柴火把,方便塞进灶膛。

阿毛刚成年,家里隔三岔五就来陌生人。这些人和祖父母围坐在堂屋饭桌前,边说话边打量阿毛。阿毛靠在门框上,把手插进袖筒,盯着他们的表情,努力猜他们在说什么。
一开始,祖母总是热情接待,最后却常常不欢而散。有时来人连门都没进,站在门口说几句话就走。祖母转身抹眼泪,阿毛看见了,也跟着哭,啊啊叫着去扒拉祖母。祖母抱着她大哭:“是我害了你啊。我想给你找个好人家,不然等我死了,你咋个办啊。”
阿毛听不见,也不知道什么是“好人家”。
祖父不太操心这些。他总说:“人活一天就要活好一天,不要操心太远的事;你怎么晓得,今晚脱下的鞋,明天是不是还能穿上。”因此家里的事,大多还是祖母操心。
不知道阿毛经历了多少次相亲。二十二岁那年,阿毛嫁给一个四十五岁的男人,男人是孤儿,家里穷得叮当响。出嫁那天,阿毛特别开心,有新衣服穿,有好吃的,大家围着她,对她笑。
男人要带她走时,祖母哭了,阿毛也跟着哭,边哭边撕扯祖母,要祖母跟她一起走。第三天,阿毛自己回来了,她哭着跟祖母比画:“那个男人,不好。”
祖母问:“有没有给你饭吃?有没有打你?”
阿毛比画:“没有打我,有饭吃。他朝我翻眼睛。”
祖母说:“你吃你的饭,莫看他。”
阿毛说:“那样不好。”没有人知道,她说的“那样”,是指丈夫翻眼睛,还是指自己不看丈夫,也没有人继续追问。
所谓“翻眼睛”,其实是眼神和表情。因为听不见,阿毛对世界的判断几乎全部来自眼睛。和她相处,需要用温和的眼神正视她,面带笑意,动作缓慢地比画,任何一步没到位,她都可能理解成“你要伤害我”。
语言交流尚且有歧义,手势比画更难免疏漏。有时只是别人不经意的一瞥,阿毛就会像玻璃一样碎掉。我年少时并不明白,阿毛战战兢兢的背后,是对人生长久的恐惧,在她的世界里,到处都充满危险。

阿毛的丈夫,也就是我的姑父,是个话不多的庄稼人。结婚后,他买了一头小猪,又买了小鸡。阿毛负责喂猪、喂鸡,他在外面干活,两个人就这样搭伴过日子。
第二年夏天,阿毛生了一个男孩。她一刻不离地带着孩子,把家里最好的吃食留给他,给他做布鞋、做衣服。孩子还不到三岁,她已经把五岁要穿的衣服都做好了。
她像当年照看妹妹那样,把绳子一头绑在孩子身上,另一头绑在自己身上。孩子有什么动静,她能立刻知道。
有天,阿毛要去挑水。全村共用的水井在池塘南边,要绕过池塘,再过一条长长的田埂。她舍不得孩子跟着走那么远,就把孩子锁在屋里。阿毛挑到第三担,她在田埂上歇了一会儿。等她回家时,看到了后来一生都忘不掉的一幕:孩子倒插在水缸里,地上是一只踩翻的板凳。
邻居说,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大的叫声。大家闻声赶到时,阿毛正抱着孩子疯狂摇晃,地上还躺着一只死鸡仔。后来人们猜,孩子是踩着板凳把小鸡放进水缸里玩,去捞时凳子翻了,一头栽进水缸。
没有人知道,那天阿毛怎么发出了那么大的声音。也许在她看来,自己只是在呼唤孩子,叫他快点回到身边。

孩子死后,阿毛开始变得“不正常”。她不喂猪,也不喂鸡,家里的活也不做,大多数时候就在池塘边、水井边游荡。丈夫干一天活回来,连口热水也没有,就对着她骂。阿毛扭过头,不看他。丈夫生气,就拿碗砸她,拿竹竿打她。
阿毛看见丈夫发怒的脸就发抖,开始往外跑。跑着跑着,她就跑回祖母那里。祖母看见她躲在墙角瑟瑟发抖,不知道已经躲了多久,便把她拉进自己房间,关上门,转身去给她包包子。
大家都说阿毛疯了。以前她还能简单交流,现在不搭理人,还会攻击人,动不动拿棍子打人。孩子们躲着她,叫她“哑巴疯子”,只有祖母说,她没疯。
吃完包子,祖母照例问缘由,阿毛边哭边比画:“他拿碗砸我,拿棍子打我。我跑,他追不上我。我要住在这里。”
祖母比画:“他打你,你就跑快些,离他远点,把饭吃饱。”又补一句:“你住这里不行,有人要怄气的。”
阿毛又开始哭,她哭的时候没有声音,只有眼泪,祖母也默默流泪。过了许久,祖母比画:“我去端水擦擦竹床,你睡竹床,挨着我的床。”阿毛抹一把眼泪,拿了盆,跟着祖母去了灶屋。
三天后,祖母背起布袋,送阿毛回去。阿毛不肯走。祖母比画:“你不回去,这里也有人要打你。”又像是说给自己听:“我没本事,护不住你。”
阿毛听不见这句话,祖母上前拽她,她挣脱后跑了。祖母不追,只管往前走,她知道阿毛会远远跟着。
晌午时,娘俩一前一后到了阿毛家。阿毛躲在祖母身后,见家里锁着门,才从门口劈柴下面摸出钥匙。祖母进屋,把里里外外打扫一遍,又做午饭:炒白菜、煮腊肉、腊肉蒜苗、酸豆角,还有一锅米饭。娘俩坐着等。
太阳偏西时,阿毛丈夫回来了。阿毛看见他,就往祖母身后躲。
“妈来了。”他说。
祖母招呼他:“快来吃饭。”她把布袋里的面和白糖一一放进菜橱,又交代别让老鼠偷了去。吃过饭,祖母要赶在天黑前回去。
走到水塘那边的田埂,祖母犹豫半天,对阿毛丈夫说:“我这个哑巴女儿,我这个哑巴女儿……”话没说完,眼泪先下来。她顿了顿,收住情绪:“你多担待点啊,她不会说话,你莫怪乎她啊。”
阿毛丈夫说:“我晓得了妈,你莫操心。”
后来,阿毛每次回来,都跟祖母比画丈夫怎么打她,用什么东西打。祖母除了流泪就是叹气,有时对着空气骂几句,末了求菩萨保佑这个哑巴女儿。
祖母担心阿毛,担心自己百年以后,阿毛谁来管,可她又自觉愧对女婿。她觉得,残疾女儿对女婿是负担,阿毛不顾家,总往外跑,也不懂得怎么和丈夫相处,唯一的孩子又淹死了。苦日子一眼望不到头,她能做的,只是每攒满一篓鸡蛋,就走很远的山路送过去。冬天来临,再眯着眼睛做粗糙的布鞋,用麻绳绑在一起,悄悄塞进阿毛随身的袋子里。

20世纪70年代末,阿毛先后生下两个女儿。大女儿一直到四岁才会说话,小学毕业后没再上学,家里田里的活都干,后来卖早餐、收废品,也去县城给人当保姆。
她骑着自行车挨村卖油条,路过我家,就利索地把车扎在门口,从篮子里抓一大把油条递给祖母:“婆,你用米汤泡着吃啊。”后来她结婚,找了有两个儿子的家庭,丈夫入赘到她家。
阿毛的小女儿初中毕业后就南下深圳打工。过年时,她来我家拜年,我看见她长发上别着蝴蝶发卡,嘴唇亮亮的,身上香香的,像从电视里走出来的人。
女儿们长大后,日子似乎好起来。对阿毛来说,除了偶尔能从女儿那里得到一些钱,其他变化并不大。
阿毛又开始往祖母这里跑。但她的弟媳妇,也就是我的母亲,并不待见她。有时拿长竹竿驱赶她,拿菜刀恐吓她。阿毛害怕,不敢进门,夜里就睡在外面,墙角、晒谷场、草窠,都有她躲过的痕迹。
有时躲半天,有时躲一天,直到被祖母找到,再被拽进屋。进屋后,阿毛站在门后,怯生生地到处瞄。通常这时家里没有其他人,她就瑟缩着坐在灶膛前的小凳上,端着碗大口吃饭,如果有人回来,她会立刻转身护住碗,整个人缩成一团。
在外人看来,阿毛总不干正事,到处乱跑。她不关心丈夫,也不关心女儿。她是哑巴,是疯子。只有在祖母跟前,她才是阿毛,是一个因高烧致残、需要被护住的女儿。

到了90年代,改革开放的风吹到更多村庄。阿毛的两个女儿、我的父母,都去了外地打工。阿毛的丈夫身体渐渐不行了,常年咳嗽,经常生病,打不动也骂不动了,后来又中风,在床上躺了快三年,2003年,他在一个普通的傍晚离开人世。
那段时间,我和祖母留守在家,阿毛便经常和我们住在一起。阿毛迷上了捡垃圾,她发现,破塑料、水泥袋子这些没人要的东西,送到乡里的废品站能换钱,她开始不分四季地捡破烂。
她分不清什么能卖,什么老板不收。有一次,她背了一大袋玻璃瓶去废品站,老板看一眼直摆手,她又悻悻地把玻璃瓶背回来。
有年夏天尤其热,她晕倒在路上。一个路人把她拖到树荫下,又去河里舀水泼她。过了半天,阿毛醒来,看见陌生人,站起来就跑。后来她面带惧色地跟祖母比画,说那是坏人,祖母说:“那是好人,是救了你的人。”
阿毛把捡来的垃圾放在屋后,纸壳叠在一起,用稻草绳捆住,破塑料装进蛇皮袋,攒得差不多,她就挑去乡里卖。她不会算钱,废品站老板给多少就是多少。
阿毛也不花钱。卖废品得来的钱,她先用手绢包起来,再用塑料袋装起来,再装进布袋,最后塞进牛棚土砖缝里。很不幸,那包钱后来不见了。阿毛从夏天找到冬天,把牛棚翻了很多遍。她在祖母跟前哭了很久,比画自己怎么包的钱,又比画放在哪里。她问祖母:“为什么?”祖母说:“没有为什么,这就是命。”
后来,阿毛不知从哪里知道,把废品卖到县城,比卖到乡里得的钱多,她决定去县城。祖母说:“县城太远,从没人能靠一双脚走到县城,就算走去也走不回来。”她吓唬阿毛,晚上有狼,有坏人会打你。
这一次,阿毛没有再相信。
天还没亮透,她就挑起担子,在清晨薄薄的雾气里,踏上去县城的黄土路。祖母起床后发现她已经走了,骂骂咧咧说:“看你晚上几点能回来。”
下午,天气阴了。天快黑时,飘起小雨,春天的雾雨,细得像牛毛。远处的山呈青黑色,近处的田野是嫩绿色,夹着星星点点的油菜花,整个山村像一幅画。祖母就站在这幅画里,望着那条蜿蜒的黄土路。
一直到天黑透,阿毛还没回来,祖母从骂骂咧咧转为担心。她不断安慰自己:“阿毛应该晓得找个草窠躲雨吧,或者去废品站借宿一晚吧,她不傻,她会晓得的。”说完,祖母把煤油灯添满,又把灯草往外拽了一些,最后把煤油灯移到窗户棂边,转身烧了一大锅水。
我被灶屋里的声音吵醒,看见阿毛湿着头发,身上湛青色褂子也湿了。她手里拿着包子,边吃边和祖母啊啊比画。祖母一边从锅里舀热水,一边点头,告诉她:“嗯,我听见了,我晓得了。”
我看懂了阿毛的意思,她说:县城有车,有高楼,还有好多好看的衣服。祖母不关心这些,只催她赶紧洗,叫她小点声。
这时,阿毛看见我,立刻翻出自己的袋子,从里面掏出一个大苹果,笑着递给我。那苹果足足有敞口汤碗那么大,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苹果。它散发着诱人的香味,我惊喜地接过来,拿到鼻子前使劲闻,怎么也闻不够。阿毛朝我努嘴,意思是叫我吃。
那时家中没有钟表,我不知道阿毛几点到家。只看见煤油灯里的油少了半瓶,灯草也换了一根新的。
阿毛带回来的那个苹果的香味,在我的记忆里飘了很久,后来我走过许多地方,再也没有闻到过那个味道。

阿毛、我和祖母的留守生活居然慢慢也有了生机。
我去上学,她和祖母去地里剜菜,去山上收柴,去捡破烂,再把捡来的破烂塞满楼梯洞。一天放学,我看见阿毛在包包子,她半弯着身子,在案板上用力揉面,祖母在一旁和馅。
阿毛看见我,用沾满面粉的手使劲拽我,指着面团和馅比画:“包子,好吃,我能吃五个。”
她在灶屋里蒸包子,我趴在门口凳子上写作业,热腾腾的包子递到我面前时,阿毛朝我竖起大拇指,又比画:“长大,驾车,去远方。”我把包子塞进嘴里,也对她竖起大拇指,她开心地笑了。
除了包子,阿毛还会用捡破烂的钱买猪肉,给我们改善伙食。那时猪肉三块三毛钱一斤,祖母把猪肉放进陶土罐,再把罐子放进灶膛。放学回家时,我隔很远就能闻到炖猪肉的香。祖母把肉汤倒进锅里,加水煮面,阿毛一直朝我比画,问好不好吃。我点头点得像小鸡啄米。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阿毛去县城卖破烂的次数少了,她不再年轻,动作也没以前麻利,除了捡破烂,她还去山上捡蘑菇,卖到镇上饭馆。行情好时,几天就能收入一张百元大钞。
那是千禧年前后,百元大钞很少见。阿毛拿出一张红色钞票给我看,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钱,忍不住想,这能买多少猪肉啊。
她也采茶叶,茶叶不压秤,阿毛要采很多天才能装满一个面粉口袋,但水分又蒸发得快,等得越久越轻,这样一来,她还是觉得捡蘑菇划算。她把挣来的钱悄悄塞给祖母,祖母再悄悄塞给我。我拿着钱去学校小卖部,买辣条,买糖水。
和祖母、阿毛在一起的日子,构成了我的整个少年时期。对于阿毛,我总是愧疚。我总觉得,自己本可以对她更好一些。

祖母年纪越来越大,我也离开她身边外出求学。后来,小英姑姑把祖母接去她家,阿毛也常过去,给小英姑姑烧火做饭,给祖母洗衣裳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天哭哭啼啼,看到半年没见的我,她会啊啊惊呼,比画:“长高了哟,长高了哟。”
有一年腊月,阿毛回来了,我看见她在墙角躲躲闪闪,似乎希望被人看见,又害怕被人看见。我一边比画“快来”,一边去喊祖母,她咧开嘴笑,牙齿已经缺了好几颗。
我和祖母把她拽进屋,她还是怯怯地攥着双手,怎么也不肯坐。吃饭时,她躲进祖母房间,还把门插上。祖母那时已经很老,耳朵不好,眼睛也看不见。父母只顾谈自己的话题,大家似乎都忘了阿毛。
我去灶屋找一只大碗,盛一碗饭,又在饭上盖了菜,有豆腐,也有肉。等大家吃完散去,又过了许久,阿毛才从屋里出来,小心翼翼地观察一切。我把那碗已经冷掉的饭递给她,她大口吃起来。
祖母常说,最放心不下的,就是这个哑巴女儿,她说:“我要是死了,我这个哑巴女儿受了委屈,要找哪个哭哦。”
2008年春天,南方雪灾那一年,祖母去世。家里人没有告诉阿毛,怕她又“发疯”。后来阿毛回来,看见祖母睡的床不见了,也看见大门上贴着绿色门联,却出乎意料地安静。
小英姑姑带她上山,指给她看新立的墓碑,阿毛这才大哭,哭到接不上气,哭到趴在地上起不来。小英姑姑也陪着哭,哭累了,阿毛就睡在坟前,缓过来后,她疯了一样用双手刨土。小英姑姑拉不住,只好回去喊人,人们把阿毛从山上架下来时,她的手还在往地上滴血,那血从坟前一路滴到家里。
祖母走后,家里的大门常年锁着。阿毛有时回来,打不开门,就坐在门口,有时去坟前坐着,村里人看见了,叫她去家里吃饭,她也不去。

2009年过年,我回祖母家,看到阿毛站在晒谷场上远远看着,我冲她笑,招手让她进来,她一直摆手。我向她跑过去,她转头就走,没有祖母的家,对阿毛来说,不再是家。
后来,我离开故乡,再次见到阿毛,是2014年,在小英姑姑家,她穿灰白褂子、黑裤子,齐耳头发卷趴在头上。她比以前矮了,脸颊的肉因年老下垂,原本尖尖的下巴又变圆,眼皮垂下来,眉毛在眉骨处高耸,额头有深深的纹路,她的嘴角却是上翘的,像一直在试图对世界笑。
她的腿脚早已不利索,左腿不知从何时起伸不直,看起来左边低、右边高,整个人是歪着的。那一瞬间,五味杂陈的情绪涌上来,我赶紧扭过头,不想让阿毛看见我的脸,她看见别人哭,也会跟着哭,虽然未必知道为什么,又或许,她什么都知道。
我不知道,以阿毛的心智,要怎样处理人生中那么多复杂的问题,又怎样消解那么多苦闷。她没法像祥林嫂那样,一遍遍诉说自己的不幸,也不能抱着深爱的人痛哭一场,她不识字,不能去书中找慰藉,她的世界里,寂静一片。
祖母在时,阿毛尚有去处,祖母走后,阿毛就没家了。她沿着去县城的路一路捡破烂,在寂静的人生路上,一点点收集善意。

我后来常年在外漂泊,和阿毛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。2024年,我收拾书籍时找到祖母唯一的一张照片,就多冲印了几张,寄给小英姑姑。小英姑姑告诉我,阿毛看见照片后,大哭了一场。
我也从小英姑姑那里得知,阿毛仍然一个人住在当年和姑父一起住的那间大屋子里。跟姑父的那个大屋子里。几年前,她学会坐公共汽车,知道站在站牌下等车,知道小英姑姑在县城的住址后,经常过去。小英姑姑给她炖肉、包饺子,她吃完就去县城溜达,有时也捡点破烂。
她还喜欢站在包子铺门前,盯着热气腾腾的包子,却不买。她破旧的衣服、乱糟糟的头发、佝偻的身子,会让一些食客害怕。有的老板驱赶她,有的老板给她两个包子,她也不要。也许现在卖的包子,终究不是当年祖母给她包的味道。
年纪大了以后,阿毛总是迷路,走丢过很多次,一开始大家到处找,过几天她又自己摸到小英姑姑家。她因为捡商户门口的纸壳被驱赶,也曾在路边花坛里睡觉,被城管带走“教育”后放回,阿毛听不见,只是茫然地看着这群穿制服的人。
小英姑姑跟她比画:“不要总往外跑,外面车多,你听不见,车会撞到你。”阿毛摇摇手,撇一下嘴角,意思是“那不会”。
2025年,我听说阿毛住院,做了一个小手术,恢复得还可以。从医院回来后,她精神比之前更好,村委会会定期上门看望,有时候会送一些米面油,两个女儿也会给她钱,小女儿每个月回来陪她住几天,从照片看,她脸色红润,生活应该还过得去。
2026年春节,我写:“阿毛是好人,求菩萨保佑阿毛,没病没痛。”
两个月后,清明刚过,我收到她重病住院的消息。后来没过多久,她就去世了。
她一生也说不出自己的苦,到了最后,我也不知道,到底有什么方法,把她从那片寂静的世界里拉出来。现在,那些无法言说的委屈、隐忍和痛苦,都随着她一起沉入了沉默。
说明:本文人名、地名均为化名。
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宁昕

江边鸟
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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